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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六六年纪事
作者:于书淦

一九六六年,初秋的一个夜晚,月亮不知道躲到何处去了,偶尔有几颗星星在云缝里探头探脑,眨着好奇的眼睛,神秘地窥视着大地。夜,静得令人心悸,藏在石缝里躲避秋风的蟋蟀,冻得瑟瑟发抖的翅膀,不时摩擦出让人听了感到凄凉的声响。徐文新和侯登俊两个十五、六岁的少年,在侯家村西头的公路上学骑自行车,那时候的自行车虽然已不是什么稀罕物,但是也不是家家都有,所以两个少年学得格外起劲儿,正溜着车的徐文新,神秘地对侯登俊说:“你知道不?文登四中打鈡的马老头失踪了。”“真的?哪里去了?”这样的话题,他们这个年龄是很感兴趣的。“不知道,听说红卫兵正在找,他是个国民党。”那时候,我是文登四中的学生,应该上初三了,可是还停在初二,文化大革命嘛,全体蹲级。他们所说的马老头,叫马本斋,原本是文登师范学校的老教师,曾经参加过国民党,这段历史他已经向学校领导如实汇报过,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,年迈的马本斋能否躲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?是他教过的学生们,现在已是走上讲台的教师、学校领导、教育局领导所担心的,他们有意识把马本斋调离县城这个是非之地,到乡下中学做个无声无息的打铃人,给予保护起来。这天,红卫兵正在揪斗文登四中的校长邢锦锁。“你是不是国民党特务?”红卫兵声嘶力竭地喊着。“不是。”邢锦锁脖子上挂着大牌子,头被按得触了地。“你是不是富农?”‘“家庭出身我不能选择,但我可以选择革命道路。”邢锦锁理直气壮地回答。“你是不是个假残废军人?”“不是。我是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被敌人打残的。”邢锦锁伤残的腿支持不住了,倒在了地上。“打到邢锦锁!”“邢锦锁是个国民党!”“邢锦锁不老实,就叫他灭亡!”红卫兵们振臂高呼着。站在会场外远远的铃下的马本斋,听到会场上的喊声,不寒而栗。被怀疑是国民党的都揪斗了,我这个曾经是国民党员的,能放过吗?马本斋不敢往下想了,悄悄地向学校北边的后门走去。虽然不上课了,突然失去往常习惯的铃声,大家有些惊讶。第二天,在学校后面的初家庄村东的井里,捞出了马本斋的尸体,红卫兵的定论是“畏罪自杀”。夜,已经是十点多了,可是徐文新和侯登俊毫无倦意,练得正来精神,突然,自行车后胎没气了,侯登俊打着哈欠说:“回家吧,车胎没气了。”徐文新说:“不,找地方打打气,再练一会。”看样子不学会骑自行车,他是不罢休的。他们向村子里望去,漆黑一片,劳累了一天的村民已经熄灯睡觉了。徐文新发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窗口,闪着微弱的灯光,便说:“走,我知道农村信用合作社里有气缸。”他俩赶着自行车朝着灯光而去。“你看。”在窗口向里张望的徐文新压低声音招呼侯登俊到窗前,他们隔着窗望见惊心动魄的一幕:信用社里值班的两个年轻人于诗珠、姜敏荣,正凑在灯下,于诗珠用毛笔在纸上写下“林彪是个大坏蛋”七个大字,指给姜敏荣看,两人正在说着什么,他俩侧耳也没有听见,便蹑手蹑脚地悄悄离开窗口,却在黒暗中撞在了停放在一旁的自行车上,徐文新说:“快,到派出所去报案。”文化大革命中的两个热血少年顾不得自行车了,在黒暗中,一脚高,一脚低地跑到派出所。“呯,呯,呯······”他俩猛敲派出所的门,那时候的派出所只有一个公安员,叫于全,睡梦中的于全被惊醒,不耐烦地喊:“谁?”徐文新说:“我们看见有人在写‘林彪是个大坏蛋’的反动标语!”于全隔着玻璃窗用手电筒照见两个十来岁的少年,便说:“胡说什么!这种话是可以乱讲的么!”是的,正被高呼着“最最敬爱的副统帅”,怎么敢写成“大坏蛋”呢?真是胆大妄为,于全听着都感到胆战心惊。“真的!我们亲眼看见的。还在哪里写呢。”徐文新怕于全不相信。听到两个少年说得这么认真,便不敢怠慢,披上衣服,提着手枪就跟着两个少年奔向农村信用合作社。“呯、呯、呯”“ 快开门”于全喊道。“谁呀?”姜敏荣在里面不慌不忙地柔声问道:“信用社晚上是不开门的,这是规矩。”“我是派出所的!开门!”于全有些火了。“派出所的也不行!”姜敏荣毫不畏惧。“你们开不开门?”于全的手枪在窗上晃着往里张望。门开了。“你们刚才在干什么!”于全紧盯着于诗珠和姜敏荣质问。“没干什么。”姜敏荣若无其事地回答,于诗珠始终一言未发,但显得有些不自在了。“我看见他们在写反动标语。”徐文新挺身而出,很有点电影里英雄少年的架势。于全轮着手枪开始满屋子搜查了,但是,什么也没有找到,他狐疑地望着徐文新和侯登俊,逼人的目光把两个少年吓得龟缩在一起,有些手足无措了,徐文新胆怯地指着桌子说:“我看见他们就在这桌子上写的。”于全指了指烈士的子女姜敏荣,说:“你在这里值班。”又对于诗珠说:“你跟我到派出所去!”回到派出所,于全笔录了徐文新和侯登俊的举报证词,安排人去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主任于润生、副主任杨庆茂找来了,这个农村信用合作社总共四个人,主任于润生是个资深的老共产党员,单位的元老,快要退休了。一心扑在金融服务上,方圆六、七十里,六十多个村庄,﹙那时候侯家镇与泽库镇还没有分开管辖,是一个公社。﹚留下了他走街串巷的足迹,那可真是服务到家,登门给群众存款,到户给群众送款,深入生产队、企事业单位了解情况,帮助解决资金问题,过手的钱,不知其数,却从来未搞错半分,装进私囊,整天与钱打交道,却没有被钱这个有史以来的怪物绊倒。其实那时候被钱绊倒的是极少极少数的人。提起于润生都说是好人。副主任杨庆茂是位残废军人,虽然伤残的腿走起路来有些瘸,蹒跚着打踉跄,显得老态龙钟,但两眼炯炯有神,经过枪林弹雨洗礼的人,就是与众不同。步步铮铮有力,不失军人的威武,办事公正,果断,无私便大胆,把对党的忠诚看成是第一生命。用毕生的精力和毅力兑现着自己的入党誓言。七十年代,我在侯家村担任党支部书记,村里有个五保户侯征锁,每年发给他的救济款和大队的补助款,不知被他的那位亲戚变着法子给掏去了,到头来,他还是衣食无着。我便安排大队会计把这部分钱存到信用社,存折交给非亲非故的杨庆茂保管,负责侯征锁的日常花销,此事从未引起非议,他的为人可略见一斑了。姜敏荣是烈士的女儿,按政策安排到信用社工作,按当时的说法,可谓根正苗红,是位年轻,漂亮,浪漫无邪,涉世不深的天真姑娘。于诗珠也是位参加工作不久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,人生的聪明干练,深得主任、副主任的赏识,在这个四人的小单位里,可能是前途无量的,这两个小青年生在素有“文登学”之称的胶东,长在红旗下,在家时深受孔孟之道的熏陶,走上社会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。又有这两位领导的言教身传,年纪轻轻的就得到了群众的刮目相看,赞语不断。然而,就是这样的单位,这样的人出事了。在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”的文革期间,于全这位置身于斗争前沿,暂时还没有靠边站的派出所干部,算是被推上了阶级斗争的风头浪尖。连夜突击审讯,没有审出结果,就把于诗珠关押在一个闲置的房子里,隔离审查,责成单位领导于润生、杨庆茂轮换着看守,逼着他写捡查,交代问题。那时候,关押一个人是不需要什么程序的,红卫兵头头也可以随意关押人。第二天早晨,轮到于润生去换班了,他刚要走出信用社,一只脚在门外,另一只脚还在门里,姜敏荣上前一步,眼睛含着泪说:“于主任,麻烦你把这个纸条交给于诗珠。”他正要问话,有群众来取款,他连忙把纸条塞进口袋里,去换班了。整个上午,于诗珠靠墙边坐在地上,眼睛闭着,似睡非睡,在那种情况下,他那能睡着呢?脑子里一定在反复权衡着事情的严重性,在设想着自己面临着的结局。于润生坐在板凳子上,眼睛注视着墙角,手插在口袋里,捏着姜敏荣塞给他的那张纸条,他感觉到手心在泌汗,湿漉漉的,他没有把纸条掏出来,他不知道如何是好,真可谓“老革命遇到新问题”,他们谁也不说话,就那么呆坐着,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,这样的时间,本来是挺难熬的,可是于润生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,没容他想好怎样处理姜敏荣塞给他的纸条,就到了换班的时间。滴答滴答的手表走针声,在这沉闷的闲屋里,显得好像四壁都在回音,他看了一眼手表,时间不让他再多想了,必须马上做出决定,他终于用汗漉漉的手把纸条递给了于诗珠。于诗珠刚把纸条接在手里,门“吱”的一声开了,来换班的杨庆茂把这一幕瞧了个清楚,三双眼对视着,都愣了,塑在哪里僵持着,连屋里的空气也停滞了流动,他们三人都在猜想着纸条的来历,上面写的什么,可是谁也没有看过上面的字。僵持中的于诗珠突然把纸条塞进嘴里,咽下去了。于润生被关起来了,他很清楚一个看守者给被看守者传递纸条的性质,他也很清楚一个党员干部政治生命所面临着的结局,但就是不明白纸条上到底写的什么。第二天,传出消息:于润生在被关押的房子里上吊了。又是一个“畏罪自杀”。有人说于润生是没有见过世面,胆小怕事,被吓得自杀了,有人说于润生并不胆小,早年独自一人走村串疃,存款放款,身上带着那么多的钱,刚解放时,土匪盗贼尚未根除,时有骇人听闻的传说,但他起早贪黑地奔忙,时常深更半夜携带巨款,翻山越岭一人摸黑行走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,他走得坦然,从来没有畏惧过,对于风吹草动,兔狐蹿夜,他事后总是说之一笑:“老天爷没有给我安排做英雄的机会。”至于土改复查,镇压反革命,三反五反,历次政治运动,一个党员干部不可能置身度外,而是亲临其境的参与者,然而,这次不一样了,他选择了这样的走法,给世人留下了不尽的思索。前后短短几天,在一个公社的小地盘上竟出现了两起“畏罪自杀”,两起事件是短暂的,所涉及的人物却是众多的,方方面面的,这篇纪实短文中提到的名字就有十多个,这是他们的真实姓名,他们是事件的见证者,他们的表现,代表了这方人对“文革”的态度,令人反思。不管用现在的眼光,还是当年的观点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的往事,举报者没有错,他们是关心国家安危,对革命负责。治安员没有错,他是在例行自己的职责,两个年轻人没有错,他们是关心国家大事的热血青年,那么错在哪里呢?为了国家,为了党的事业,我们不得不深思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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